法拉盛街头，随处可见的按摩院。

(综合二十七日外电)2013年岁末，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第8号法庭里，除了工作人员外都被指控卖淫，等待审判。被告以华人女性占大多数，只有两个看上去像西语裔的女孩。

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(Queens County Criminal Courts)，是纽约州最早介入人口贩卖(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)的法院。十多年前，该法院的卡马乔(Fernando Camacho)法官在面对一个因为卖淫屡次被抓的16岁女孩时，充满困惑。「我可以判她坐15天牢，但是我不想这么做，」卡马乔在当时接受一次采访时说，「她16岁就出去卖淫，背后肯定有原因。」

之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，不是简单的判刑入狱，而是邀请社工和专业机构介入，识别哪些妇女是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，并通过与NGO的合作令她们脱离控制，学习语言、掌握技能，最终重获新生。这个经验随后在纽约州被推广，截至2013年11月，纽约州有这个项目的法院已经扩展到11间。纽约州也是全美国第一个推行这一项目的州。

卖淫妇女 有三种选择

被指控卖淫的妇女在纽约州法庭上通常有三种选择：第一是当庭认罪，接受120美元的罚款，留下一次违规记录(非犯罪记录)。第二种选择是接受庭审，可能被裁定为「卖淫罪」并入狱(具体天数由法官决定，最多90天)，这样将影响她们的身份申请。第三种选择就是接受所在机构社工的辅导，如果在半年内不再因为同样指控被抓，就可以撤案，没有罚款。律师通常会推荐第三种选择，而被告也通常愿意接受这一选择。

这种专业机构的干预方式并没有固定模式，机构间也会彼此协作。社工所在机构与法庭合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5-8次辅导(couselling)确定当事人是否为人口贩卖受害者，之后为她们联系律师和法律顾问，普及法律权益知识，提供心理谘询或生活帮助。如果当事人愿意，可以住进机构安排的免费秘密庇护所(safe house)。机构还为受害者提供各种社会再融入课程，包括语言学习、手工制作、艺术治疗等。如果社工在辅导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受到了家庭暴力伤害，则可以引荐给另一间与法庭接口的反家庭暴力机构。

一名来自中国的妇女，她选择接受辅导，但在庭上表现出心不在焉。她被律师交给社工，律师一走，她就拉起关系来，要塞给社工些钱，不去接受辅导，试图让社工帮她矇混过关。

那天在法庭，社工见到一个中国女孩低着头蜷缩在角落里，虽然戴着墨镜和口罩，但是她脸上多条已经感染的伤口还是清晰可见。她的脸都变了形!

这个女孩通过「假结婚」来到美国，对方是比她年长20多岁的中国人，已经成为美国公民。在「假结婚」的交易中，她期望通过婚姻获得绿卡，对方则赚取金钱。但在绿卡办理到一半的时候，她的「丈夫」消失了，也切断了她一切的经济来源。走投无路之下她在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「按摩」的招聘广告。华人老板派司机接她去工作，车开了很久，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停下。司机带她上楼，结果一进门就要强姦她，对她说：「你可以开始工作了。」

她才知道所谓「按摩」其实就是变相提供性服务。反抗无果，司机还对她施加了极其残忍的暴力，致使她面部和肢体多处受伤。殴打过后司机说：「你做了，我才带你回去。」之后几天她带伤开始了「工作」，很快在一次服务中被警察抓到，被指控卖淫。

由于被打的伤口没有得到及时处理，加上她是过敏体质，导致严重感染。她不知所措地蜷缩在法庭里，这个世界仿佛离她好遥远。她没有做错什么，却在等待审判。

在法庭引荐给社工的中国妇女中，有大概15%-20%的人最终会被认定为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。这些妇女多是以偷渡或其他非法途径进入并逗留在美国。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，但是根据社工总结，这些妇女大多来自福建、吉林、河南等地的郊区和农村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发达地区也有，多数人通过互联网得知了偷渡或非法移民到美国的信息。

由于语言文化等障碍，加之学历普遍不高，到了美国后，她们通常会在中文报上寻找「按摩」等体力劳动的工作机会。但是这样的「按摩」生意往往和性服务难脱关系。按摩包括为男性自慰、任由男性抚摸，或者发生性交行为时，一开始也会抗拒。而老板和同事这时会劝说她『你试试，如果不行就算了』，」但是，一个女人一旦开始了做这些事，她的自我形象就一落千丈，之后只会继续做下去。

扣护照、控毒品 防脱逃

老板通常会用各种方法骗去她们的护照，不再归还。更有甚者，会利用毒品进行控制，使她们寸步难逃。还有一个惯用的伎俩，就是定期上演「打劫」。好不容易通过卖淫挣到的钱，很快就被老板派来的人洗劫一空。

很多色情人口贩卖的受害者，在离开中国前，生活已经窘迫至极，急于离开中国。「她们身上通常有着一种脆弱性，」社工说，「在中国生活时缺少教育和政策支持，容易被利用。她们在中国的日子太绝望了，听到任何外界的『甜头儿』，都会义无反顾。」

社工接触到的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：「不仅是『绝望』。她们歇斯底里地渴望着生存的感受。她们迷惑、痛苦，总是被迫做出选择。」另外一个观察，就是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

许多女孩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会说「我再也不想回到中国去了」。而许多当初离开中国来美国的人，在飞机起飞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也是再也不回中国。

在这些女性中，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和家人坦陈自己在美国究竟在干什么，她们都在对家人的谎言中编织着自己的「美国梦」，成为「理想中的自己」，并从中得到幸福感。然而现实却是四五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，共用肮脏的厕所，忍受老鼠和蟑螂，并靠长时间提供无底线的性服务赚钱。她们中很多人想到『我在美国』，就莫名的开心。在家人面前仍然觉得骄傲。

这些受害者经历了太多的摧残，普遍认为自己毫无价值，她们毫不珍惜自己的身体，不懂得尊重自己。

一些受害者在多年的蹂躏和摧残下思想已经扭曲，无法分辨什么对自己有益，也难以相信任何人。有些个案因卖淫罪被抓十余次但仍拒绝接受辅导和帮助。建立信任也是在和个案接触中最大的困难。每当一个棘手个案有了任何进步的时候，日本裔法官芹田斗子(Toko Serita)，都会走下高高在上的坐席，走到这位「犯人」面前，和她拥抱，对她说「我为你感到骄傲!」看到这种场面，很多人也会跟着流下热泪。

相关机构会为学习动机强的女孩提供各种学习机会，并为她们减免学费。一些女孩甚至顺利在社区大学毕业，其中一人毕业后现在在一家当地医院做医疗助理。

然而这种法庭和专业机构主导的介入模式在当下中国似乎不太可行。「美国是判例法国家，法官可以造法;中国是成文法国家，法官没有这个自由，」中国刑事辩护律师张培鸿说，「而且这种针对性工作者的救助多来自民间而非官方，但中国民间这样的力量还很不成熟，也很难建立社会信任。搞不好会造成二次伤害。」媒体表示，未曾听说过中国有类似的救助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民间专业机构。

社工说，「在这份工作中，从每一个个案身上都吸取了力量，使我的resilience(抗逆力)越来越强。」

社工从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走出来，经过法院隔壁的皇后区区政府(Queens Borough Hall)，许多人选择在这里结婚，门前草丛上堆满用于拍摄结婚照片的花束。一对正在拍照的新人，新娘的笑容绽放在雪后初霁的阳光里，羞怯而灿烂。哪个女人不渴望被珍惜?